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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交通肇事罪中犯罪嫌疑人主观方面对定罪量刑的影响

浅析交通肇事罪中

犯罪嫌疑人主观方面对定罪量刑的影响

【作者:成谦】

日前在《新闻晨报》看到一则关于交通事故的报道,比较离奇,其中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中的法定刑升格情节,颇值得思考。特撰本文以期抛砖引玉,与同好者讨论。

案情描述:苗某、丁某两人系朋友,并同为某公司高管。2010年10月1日晚两人陪客户吃饭并均大量饮酒,散席后,苗某驾驶一辆银色帕萨特轿车送丁某回家,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丁某为了吹风醒酒,将头靠在车窗上。车子行使途中,约9点左右,追尾撞上一辆红色QQ轿车。丁某所乘坐的右侧车门受到撞击,丁某前额受伤。肇事后,苗某并未停车而是驾车逃逸。受伤后的丁某开始吐血,而苗某以为是醉酒呕吐,并未在意,继续行使了约一公里左右,受损的车门突然打开,丁某被甩出车外。苗某发现丁某不见后,停车顺原路往回步行寻找,结果在酒醉心慌之下,竟然没有发现丁某。苗某一直往回找到了刚才追尾肇事的地方,发现警方已经接报赶到现场处理,惊慌失措之下,苗某立刻乘出租车回家,并认为丁某可能已经自行回家了。丁某坠车后躺在快车道上,被发现时已经死亡,坠车着地时后脑受伤为致死原因。苗某次日向警方自首。

我们对案件进行简单分析就不难发现:苗某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22条之规定醉酒驾车;发生追尾事故后,又违反该法第70条的规定,肇事后逃逸。他的行为造成致使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且应当负事故的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已经涉嫌《刑法》133条“交通肇事罪”。

本文想讨论的是:苗某的行为是否构成《刑法》133条交通肇事罪中的法定刑升格的情形。《刑法》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也就是说“交通肇事罪”有两款法定刑升格的情形:一个是“肇事后逃逸或者其他恶劣情节”;一个是“逃逸致人死亡”。从逻辑上讲,前一款中的“肇事后逃逸”是后一款“逃逸致人死亡”的前提。

从案情描述表面来看,很容易认为苗某在追尾肇事后,驾车逃逸,且因逃逸导致丁某未能得到及时救助而死亡,认为苗某应当构成交通肇事罪且有“逃逸致人死亡”的法定刑升格情形,如果不考虑自首情节,应处以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但是本文认为,对苗某的主客观行为应当仔细深入加以分析,根据刑法理论中犯罪构成主观方面的理论,将其行为归入适当的罪名,从而体现刑法的罪责相适应原则。苗某的逃逸行为,实际上有两次:第一次是在追尾事故发生后,继续驾车逃离现场;第二次是发现丁某不见,在找寻途中发现警方正在处理追尾事故,心虚之下乘坐出租车逃离现场返回家中。

首先分析苗某的第一次驾车逃逸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10日发布的《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具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一)至(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该解释的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一)造成死亡1人或者重伤3人以上,负事故的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二)造成死亡3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三)造成公私财产损失,负全部或者主要责任,且无力赔偿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这三种情况构成交通肇事罪,此时如果肇事者逃跑就构成“肇事后逃逸”情节,苗某的情况与之不符。而第二款则规定在某些情况下,只要造成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的全部或者主要责任者,就构成交通肇事罪。这些情况包括:(一)酒后、吸毒后驾车(二)无证驾车(三)明知车辆不安全而驾驶(四)明知是无牌证或报废车辆而驾驶(五)严重超载。而苗某的行为,显然属于其中的第一种酒后驾驶的情况,但是追尾事故时,苗某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以及“肇事(追尾事故)后逃逸”,可以进行如下分析。

苗某的交通肇事为追尾事故,又系酒后驾车,显然他至少也应当负事故的主要责任,造成了双方车损和丁某的额头受伤。根据司法解释,丁某前额伤势是否构成重伤,是“交通肇事罪”认定的关键。如果丁某不构成重伤,则不需再考虑苗某的主观方面,其醉驾追尾肇事以及此后的驾车逃逸行为既不构成交通肇事罪,也不构成“肇事后逃逸”。如果此后丁某没有坠车身亡,则苗某是无需承担刑事责任的。

如果丁某的前额伤势就构成重伤,则苗某的追尾肇事行为就已经涉嫌构成了交通肇事罪,但是是否构成“肇事后逃逸”情节,还有必要需要对当时苗某的主观方面进行进一步分析。

“犯罪的主观方面,亦可称之为犯罪的主观要件,按照刑法理论界的通说,它是指犯罪主体对自己的危害行为及其危害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犯罪的主观方面所涵盖的基本内容,包括犯罪的故意与过失(统称为罪过)、犯罪的目的与动机等因素,除此之外,还包括某些与犯罪的主观方面相关的因素,诸如意外事件和刑法上的认识错误等。

笔者个人认为,在犯罪构成四要件中,与犯罪主体、客体、客观方面相比,主观方面的内容和认定是最为复杂的。一方面是因为主观方面是行为人的心理态度,不具有直观性,而且为了逃避法律追究,犯罪嫌疑人一般都会避重就轻,未必能如实供述,因此仅凭其供述称,不足以对其行为故意还是过失、行为目的与动机、是否存在认识错误等主观方面进行认定,法官还必须根据其客观方面所实施的具体行为,结合生活经验与常识、一般逻辑规律等因素并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加以综合判断。另一方面,刑法中不同罪名的定罪量刑,对行为人的主观方面的要求也不相同,比如,有的要求主观上必须是故意,如232条故意杀人罪;有的要求主观上必须有营利等特定目的,比如363条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因此,对行为人的主观方面的正确认定,是对其正确定罪量刑的重要先决条件。

再来分析交通肇事罪,行为人在交通肇事时的主观方面只能是过失,决不能是故意,否则就涉嫌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或者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等罪名,而非交通肇事罪了。而该罪两款法定刑升格的情形,对行为人主观方面的要求却与基本犯罪的不同: “肇事后逃逸”,显然必须是故意,而根据司法解释,还必须是以“逃避法律追究”为目的,也就是必须同时具备故意逃跑的行为和逃避法律追究的目的这两点,才能构成“肇事后逃逸”。例如,如果交通肇事后,司机为了避免受到情绪激动的被害人亲属的报复伤害而逃离现场,并在合理时间内向警方投案的,就不应认定为“肇事后逃逸”。这里还要明确一点是,司法解释所称的“逃避法律追究”,是逃避法律对其构成“交通肇事罪”刑事责任的追究,即该解释第二条所列的构成交通肇事罪的情形,也就是说,行为人是在明知其已经或可能构成犯罪情况下,为了逃避刑事责任而逃跑。

而“逃逸致人死亡”,根据司法解释“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构成这一法定刑升格情节,除了要求行为人首先已经构成“肇事后逃逸”外,还必须有被害人死亡以及行为人的逃逸行为与被害人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也就是是说如果行为人将被害人当场撞死,然后逃逸,能够构成“肇事后逃逸”却不能构成“逃逸致人死亡”。至于行为人逃逸时对于被害人死亡结果是否预料到,心理上是间接故意还是过失,都不影响“逃逸致人死亡”的认定。

回到本案,继续分析:如果追尾事故时,丁某已经受了重伤,则苗某驾车逃离现场时的主观方面。按照苗某的供述,当时他并未意识到丁某已经受伤,误以为丁某吐血是醉酒呕吐,综合考虑到,两人之间是同事和朋友的关系,事前在一起大量饮酒,当时为晚间9点左右,轿车内光线应当较暗,苗某的说法还是具有较高可信度的。因此,苗某在追尾后逃逸,主观上希望逃避的应该是追尾肇事的民事赔偿责任以及醉驾的行政责任(很可能主要是为了逃避后者),而非以丁某受重伤为前提的“交通肇事罪”的刑事责任。结合上文“肇事后逃逸”必须同时具备“故意逃跑的行为”和“逃避刑事责任的目的”两个条件的分析结论,本文认为,此时不宜认定苗某具有“肇事后逃逸”情节。

前已述及,司法解释规定,酒后驾车违反交通运输法规,导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主要或全部责任的,就按照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苗某在追尾事故后,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驾驶肇事后受损车辆逃逸,对于丁某坠车,苗某主观上显然存在过失,客观上至少也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如果丁某没有依法系好安全带,对坠车事故的发生也有一定责任)。因此,当丁某坠车受伤,特别是后来因伤死亡时,无论苗某是否知道丁某受伤及死亡的事实,他的行为此时都已经构成“交通肇事罪”。

那么,苗某的第二次逃跑行为是否构成“肇事(丁某坠车事故)后逃逸”呢?还是应该对苗某的客观行为以及主观方面进行分析后,看是否同时符合“故意逃跑的行为”和“逃避交通肇事刑事责任的目的”。苗某供述称,发现丁某坠车后,即停车步行往回寻找,但错过了丁某,一直找寻到之前追尾事故发生处,发现警方正在现场处理,紧张之下乘出租车逃离现场,并认为丁某可能已经自行回家了。

从后来警方在距离丁某尸体40多米处发现肇事车辆的情况看,苗某的所供述的内容至少部分属实。根据一般规律,绝大多数的“交通肇事后逃逸”情形中,肇事者都是因为与事故中的被害人素不相识,所以才希望以逃离现场,能够侥幸逃脱法律追究和制裁。而本案中,苗某、丁某关系密切,两人为公务出席饭局以及苗某送丁某回家都不是秘密,如果苗某当时知道丁某坠车重伤或死亡,那么逃离现场、躲回家中的做法,根本不可能使他摆脱嫌疑,逃避法律追究,所以苗某称以为丁某已经自行回家,因为害怕被现场处理追尾事故的警方发现而逃离现场,还是具有一定的可信性。换言之,由于苗某当时没有发现重伤或者已经死亡的丁某,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构成刑事犯罪,还是为了逃避追尾事故的民事责任以及醉驾的行政责任才逃离现场,即对其第二次逃跑的行为,也不宜认定为“肇事后逃逸”。

对苗某逃逸行为的性质认定,还可以通过犯罪构成主观方面的“认识错误”理论加以分析。“刑法中的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在法律上的意义或者对有关客观事实存在的不正确认识。由于这种认识错误关系到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的追究问题,因而值得认真对待。”

本案中,苗某对事实的认识存在着以下错误:一个是丁某受伤吐血,他认为是醉酒呕吐;一个是丁某坠车倒地不起,他没能发现,认为丁某自行回家了。苗某主观上认为自己的两次逃逸行为是在躲避追尾及醉驾的民事及行政责任;但事实上,至少其第二次的逃跑行为,不考虑其主观方面的话,在客观上已经符合交通肇事罪法定刑升格的“肇事后逃逸”情节;因此可以说苗某“对其危害行为危害社会关系的性质产生了不正确的认识”。也就是行为人对“客体”发生了认识错误。按照刑法认识错误相关理论“客体错误应排除行为人对超出其认识范围的实际结果的故意”。也就是说,应当排除苗某“肇事后逃逸”的故意,而“肇事后逃逸”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必须是故意的,因“客体”认识错误而排除行为人的故意,实际上也就是排除了“肇事后逃逸”的成立。所以从刑法犯罪构成的主观方面认识错误理论分析苗某的逃逸行为,得到的结果是相同的。

综上,本文认为,本案中苗某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但尚不构成“肇事后逃逸”以及“逃逸致人死亡”的法定刑升格情节。而这样定罪处罚,更能体现刑法的“罪行相适应”原则。





参见《新闻晨报》2010年10月13日A28“醉驾撞车,同乘副总吐血飞出车外”


参见王作富主编《刑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5~86页。


见王作富主编《刑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


见王作富主编《刑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